师传弟子承万老论述中药品种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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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为系统学习万老的学术思想,“师传弟子承”栏目将以万老对中药品种、品质与资源为主线的学术观点、理论进行分期介绍,以便于弟子们领悟、传承先生的学术思想。本期将介绍万老论述中药品种(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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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本草论中药品种

1、论产地与品种

东汉时《神农本草经》序录云:药有“土地所出,真、伪、新、陈”。这是有关中药品种与产地的关系,中药品种真伪鉴别的最早论述。

梁代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序录云:“案诸药所生,皆的有境界……自江东以来,小小杂药,多出近道,气势性理不及本邦。假令荆(今湖北)、益(今四川)不通,则全用历阳(历阳在今安徽和县,古代以陇西即今甘肃所产当归为佳,历阳为次),钱塘三建(钱塘即今之浙江钱塘,“三建”指出产于建平即今四川巫山之天雄、乌头、附子三味优良品种的药材),岂得相似。所以治病不及往人者,亦当缘此故也。”这是古代对于中药产地与品种、品质关系的精辟见解。

唐代孔志约《新修本草》序云:“动植形生,因方舛性(“方”指产地,或地势、气候、土壤等生态环境条件。意指药物因不同的产地及生态环境而表现出性效上的差异)。春秋节变,感气殊功(四季不同的气温、水分、光照等,导致药物具有不同的功效)。离其本土,则质同而效异(同一品种、同一基原的药材,因产地不同而表现出品质优劣上的差异,虽然同是一种药材,使用的效果却不一样)。”这是古代对于动植物产地、生态环境与药材品质关系的精辟见解。

宋代苏颂《本草图经》序云:“广药谱之未备,图地产之所宜。”这是古代对于哪些地方适宜哪些药物生长的图谱说明。

宋代寇宗奭《本草衍义》序例云:“凡用药必须择州土所宜者,则药力具,用之有据。如上党人参,川蜀当归,齐州半夏,华州细辛……若不推究厥理,治病徒费其功,终亦不能活人。”指出药物产地与药效密切相关,“州土所宜者”,药效必佳。

元代王好古《汤液本草》“论药所主”云:“凡药之昆虫草木,产之有地……失其地,则性味少异。”这是指同一品种的药物,因产地不同会出现性味上的差异。

古代本草学家很早就认识到,中药的品种、品质与产地、药物的生态环境有密切的关系,这一思想贯穿于历代的本草著作中。所以,历代本草都很重视产地记载,并不断比较不同产地品种所表现出的药物性味和功效上的差异。现在,我们可以用生物及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对上述思想作出解释。这就是说,各地区不同物理背景中形成多样的生境,分布着不同的生态系统,并由不同的生物种类组成其分布的种群。影响物种个体生存和繁殖、种群分布和数量的因素,是该地区的气候(温度、湿度、风、日照等)、地形和土壤(坡向、坡度、土壤结构、肥力、水分、化学成分、pH等)、水域环境(光照、温度、盐度、营养、水流等)以及其他生物天敌、竞争种和人类活动(垦殖、灌溉、放牧、狩猎、采伐、污染等)诸多生态因子的综合作用。限制中药分布的,主要是生态环境因素,因为任何一种中药物种,只能生存于一定的环境条件范围内,气候和土壤是决定植物分布的主要环境条件,动物则还要有觅食和庇护的环境条件。中药品种的兴废,产地的变化,不同产地对药材品质的影响,一般都能从生态的多样性、生态因子的差异和变化得到说明。

2、论道地药材品种

唐代孙思邈《千金翼方》中列有“药出州土”。归纳“出药土地,凡一百三十二州,合五百一十九种,其余州土皆不堪进御”。这是总结道地药材产地与品种的最早记载。

宋代《太平圣惠方》“论合和”篇云:凡合药,务必“辨明州土”。指出合药一定要使用道地药材。

明代陈嘉谟《本草蒙筌》论“出产择土地”云:“凡诸草木、昆虫,各有相宜地产。气味功力,自异寻常。谚云:一方风土养万民,是亦一方地土出方药也……他如齐州半夏,华阳细辛,银夏柴胡,甘肃枸杞,茅山玄胡索、苍术,怀庆干山药、地黄;歙白术,绵黄芪,上党参,交趾桂。每擅名因地,故以地冠名。地胜药灵,视斯益信。”这是对道地药材的经典阐释,指出道地药材就是“擅名因地”,“地胜药灵”。

明代刘文泰《本草品汇精要》在释药栏目中,专门设“道地”一项,明确道地药材产区。这是全面记载地药材的最早文献。

清代汪昂《本草备要》自序云:“详地道,明制治,辨真赝。”药性总义云:“药之为用,或地道不真,则美恶迥别;或市肆饰伪,则气味全乖;或收采非时,则良楛异质;或头尾误用,则呼应不灵;或制治不精,则功力大减。”这是把地道药材的辨伪、收采、药用部位与制治联系起来,意在用药把握上述环节,才能保证药之“功力”。汪昂在此提出的“地道”一词,与出现较早的“道地”同义。

清代徐大椿《医学源流论》云:古方效验显著,是由于所用药“乃其本生之土,故气厚而力全,以后传种他方,则地气移而力薄矣。”这是对道地药材与非道地药材临床疗效差别的概括性论述。

何谓中药道地药材,《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传统医学》卷有如下定义:“道地药材是指那些历史悠久,品种优良,产量宏丰,疗效显著,具有明显地域特色的中药材。”道地药材首先是地域性的,其分布受自然地理条件和生态环境的制约,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由于受到得天独厚的天时、地利的影响,容易形成集中生产,不断改进栽培和加工技术,生产出品质优良疗效显著的药材。这类久负盛名的药材,多在药名前冠以地名,以表示其道地产区,如宁夏枸杞、川贝母、关防风、怀地黄、杭白芷、密银花等。归纳起来,道地药材的主要特征是,地域性特产,品质优良,久负盛名,疗效卓著,并形成一定的集中规模生产。

3、论“药之血脉”(品种基原与亲缘关系)

东汉时《神农本草经》序录云:药有“子、母、兄、弟”。这是古人对药物物种亲缘关系的比喻。《蜀本草》释曰:“若榆皮为母,厚朴为子之类是也。”亦有古代本草学家解释说,如“独活即是羌活的母类”,“生姜初生嫩者名紫姜,或作子姜,宿根为之母姜”。《本草经解故》引陈伯先曰:“若子母者,桃树生子,则桃树是母,桃子是子。子中又具小桃树。又如藕莲是母,莲实是子,实中倒生卷荷二枝,何等明白。乃若兄弟,如榆有大叶榆、细叶榆;菀有紫、白、青、黄色,菊有百种,牡丹、芍药有百种……举此则不惟兄弟,且有氏族种类之殊,不可穷诘。”《考注》曰:“子、母、兄、弟者,药之血脉也。若以丹砂为母,水银为子;磐石为母,硫黄为子……以此推之,则草、木、虫、兽亦皆不可无子、母、兄、弟也。”这些比喻和阐释不尽合理,但从中可以领悟到古代本草学家对中药物种亲缘关系,即“药之血脉”的原始观念。

梁代陶弘景《本草经集注》重视“区畛物类”。如云:“术乃有两种:白术叶大有毛而作桠,根甜而少膏,可作丸散用;赤术叶细无桠,根小苦而多膏,可作煎用。”又如《本草图经》云:“蓝有数种”,并指出“医方所用者”,有菘蓝、马蓝、蓼蓝;“木蓝,出岭南,不人药”;“江宁有—种吴蓝,二三月内生,如蒿状,叶青花白”。这表明古代已注意到某些药物来源不止一种,是多基原的。

白术来源于菊科植物白术AtractylodesmacrocephalaKoidz.的干燥根茎,苍术来源于菊科同属植物茅苍术A.lancea(Thunb.)DC.或北苍术A.chinensis(DC.)Koidz.的干燥根茎。白术与苍术为同科同属近缘品种。蓝为中药青黛的原植物,《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收载3个品种,即爵床科植物马蓝Baphicacanthuscusia(Nees)Bremek.,蓼科植物蓼蓝PolygonumtinctoriumAit.,及十字花科植物菘蓝IsatisindigoticaFort.的叶或茎叶经加工制得的干燥粉末或团块。马蓝、蓼蓝和菘蓝是不同科的植物,属典型的多基原中药品种。

元代尚从善《本草元命苞》自序云:“因其土地之风气,顺其滋植之阴阳,取类而立之,若全体而施之用,是以疾有药,药有品,品有族……如天门冬次之麦门冬,柴胡类以前胡,则质异而气相同也。”天门冬与麦门冬同为百合科植物,柴胡与前胡同为伞形科植物,此即古代本草学家所谓的“品有族”,揭示出药物品种间的一定的亲缘关系。

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采用“物以类从,目随纲举”,“类分品列”,“析族区类”的方法,研究和整理古代本草。他提出了“一物二种”(多基原)的概念,如“独活”条云:“独活以羌中来者为良,故有羌活、胡王使者诸名,乃一物二种也。正如川芎、抚芎,白术、苍术之义,人用微有不同,后人以为二物者非也。”他已注意到依据药物的某些相似的性状和习性分类排列药物,因此出现许多相邻排列的药物,都是有一定亲缘关系的同科属植物。如在芳草中,将伞形科植物的当归、芎劳、靡芜、蛇床、藁本等排列在一起;在毒草类中,将大戟科的[艹闾]茹、大戟、泽漆、甘遂、续随子等排列在一起。并注意比较它们性状上的同异,如描述[艹闾]茹:“茎叶如大戟,而叶长微阔,不甚尖,折之有白汁。抱茎有短叶相对,因而出尖。叶中出茎,茎中分二三小枝。二三月开细紫花,结实如豆大,一颗三粒相合,生青熟黑,中有白仁如续随子状。”李时珍在此段描述中,比较了[艹闾]茹、大戟与续随子三种药物原植物性状的异同。从这里可以看出,李时珍是通过仔细观察比较植物性状,即“析族区类”的功夫,有根据地将它们排列在一起,并非偶然的巧合。

“药有子、母、兄、弟”,“药之血脉”,“品有族”,“析族区类”等.是古代本苹学家对某些药物具有一定的亲缘关系或不同基原的朴素观念,它对于认识和区分药物品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此一朴素观念,用现代生物遗传多样性原理,均能作出科学的合理的解释。

4、论药之名与实

宋代陈承《重广补注神农本草并图经》林希序云:“非独察脉用方之为难,而辨药最其难者。”指出辨药的难度,不亚于察脉用方。

宋代林亿《新校备急千金要方例》云:“近世用药,相承其谬,若不辨正,为损滋多。求真硃者,罕知硃砂之为末,多以水银珠充用。择通草者,鲜知木通之别号,皆以通脱木为名。以杜衡而当细辛,用黄耆而当苜蓿……”指出对药物品种“辨正”不明,致使名与实不符,甚至“相承其谬”而不自觉。

宋代苏颂《本草图经》序云:“有一物而杂出诸郡者,有同名而形类全别者。”指出同一品种会有不同的地域分布,而同一名称的药物其“形类”(物种基原)可能迥异,即存在着药物品种来源的多分布与同名异物的复杂情况。

宋代《经史证类大观本草》艾晟序云:“收拾采摭,至于前人之所弃,与夫有名而未用,已用而未载者,悉取而著于篇。”指出古代本草中有一类“有名未用”的,多是些只知其名而不知其实的药物,为了广泛“采摭”,也立此存照,以供后人研究。同时也注意收集新的品种,对于民间已习用而以往本草未记载的,也都收载了。

明代陈嘉谟《本草蒙筌》“贸易辨假真”篇云:“……然仓促不能查实,或误归咎于用药者之错,亦常有也。此诚大关紧要,非比小节寻常。务考究精详,辨认的实,修制治疗,庶免乖违。”指出用药务必“辨认的实”,使名与实相符,避免出现“乖违”。并指出辨别名与实是“大关紧要”的事,绝不可掉以轻心。

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中明确提出了“同名异物”概念,在“释名”中多次提到一些药物的“同名异物”问题。在序例第二卷专述“药名同异”,列出“五物同名”、“四物同名”、“三物同名”、“二物同名”共项。

清代严西亭《得配本草》凡例云:“药分优劣。近时用药,但论某药治某病,不知名同实异,功效悬殊。”指出药物的同名异物品,功效悬殊,必须“详加论辨”。

清代徐灵胎《神农本草经百种录》序云:“古今名实互异,地土殊产,气味不同。”指出药物名实古今有变迁,各地所产药物不同,药物气味也因此有所不同,这些都应加以分辨。

清代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一书,顾名思义,即是以探讨药物“名实”为宗旨。该书陆应谷序文云:“夫天下名实相符者鲜矣,或名同而实异,或实是而名非。”本此宗旨,该书对异物同名或形近易混的药用植物考订详细,并附图说明,许多药都是并列多个同名异物药图以作比较,堪称古代研究药物名与实的范本。

从古代本草对中药名与实的论述可以看出,这是中药品种方面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由来已久,情况复杂,“辨正”亦难。历代本草学家都为中药品种的同名异物、同物异名而困惑,为名与实的“乖违”呼吁,为名与实的“辨正”不懈努力,但这一问题的根本解决似乎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5、论品种的兴废与变迁

梁代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将“不复识用”,“不见有此”的一类药物列为“有名无实”类(共种)。宋代掌禹锡《嘉祐补注本草》则称之为“有名未用”类(共种)。这一类药物,由于古代记载简略,后人知其名而不知其物,实际上已名存实亡。另有一些药物“名近迂僻,类乎怪诞,则所不取”。这一类药物是被彻底涤除,连药名也不存在了。这都说明,有些药物由于“有名无实”,“人未的识”,疗效不确,或迂僻怪诞,因而逐渐被淘汰或自然湮没。这种中药品种的兴废自古即有,也是古代本草学家求实态度的一种表现。梁代陶弘景《本草经集注》记载了许多药物的产地变迁,它是品种兴废的一个方面。如记升麻“旧出宁州(今云南)者第一,形细而黑,极坚实,顷无复有。今惟出益州(今四川),好者细削,皮青绿色,谓之鸡骨升麻”。

宋代《证类本草》记秦皮有“河中府秦皮”与“成州秦皮”,一般认为是木樨科的小叶梣FraxinusbungeanaDC.的树皮或枝皮。现时商品秦皮则是苦枥白蜡树F.rhynchophyllaHance等的树皮,小叶梣皮几乎无存。这是由于过度采伐等原因,造成资源短缺,从而形成一些药物被同属近缘品种所取代。它是中药兴废的又一个方面。

唐代陈藏器《本草拾遗》“解纷”部“枳实”条云:“旧云:江南为橘,江北为枳。今江南俱有枳、橘,江北有枳无橘,此自种别,非干变易也。”宋代苏颂指出:“臭橘[即芸香科枸橘Poncirustrifoliata(L.)Raf.]不堪用。”说明到宋代,枳实、枳壳的正品已发生了改变,使用酸橙CitrusaurantiumL.,废弃枸橘,并沿用至今。这是用质优品种取代质劣品种的例子,古代本草多有记载。

明代刘文泰《本草品汇精要》序云:“旧本不分者如独活、羌活,青皮、陈皮,白术、苍术,青木香、广木香之类,功效颇殊,形质亦异,皆各立其条。”这是由于药物基原不同,性效也不同,因而产生品种分化的例证,古代本草亦多有记载。

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云:“黄连,汉末李当之本革,惟取蜀郡(今四川)黄肥而坚者为善。唐时以澧州(今湖南澧县)者为胜。今虽吴、蜀皆有,惟以雅州(今四川雅安)、眉州(今四川眉山)者为良。药物之兴废不同如此。”又云地黄,宋时“以同州(今陕西大荔)者为上”,明代“惟以怀庆(今河南沁阳)地黄为上,亦各处随时兴废不同尔”。指出不同时代各地药物优良品种(道地药材),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时兴废”。李时珍对此颇为兴叹。

清代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自序云:“物生既久,则种类愈繁。俗尚好奇,则珍尤毕集。故丁藤、陈药,不见《本经》;吉利、寄奴,惟传后代……一如石斛(古代“以广南者佳”)一也,今产霍山(今河南汝南)者则形小而味甘;白术(古代“以茅山、嵩山者为佳”)一也,今出于潜(今浙江杭州)者则根斑而力大。此皆近所变产。此而不书,过时罔识……后且莫知为何物,安辨其色味哉!”指出药物品种日益繁多,古今“变产”,品种与品质出现差异,也会出现新的品种,如果不详加记述载之典籍,将又会形成“莫知为何物”一类药物。

清代赵其光《本草求原》自序云:“古今土产各殊,如牛黄、首乌等,已非前时所产,气味不同,功效亦别,欲详考其实,而耳目所及无多,犹俟高明正之。倘有时下新出之品果见殊能堪采治者,亦望识者增予之所不逮焉。”指出古今药物多所变迁,应“详考其实”,并从而“正之”。同时也为“新出之品”,即药物的新兴品种鸣锣开道。这是古代本草学家对于中药品种兴废所持的积极态度。

根据上述古代本草文献关于中药品种兴废与变迁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①一部分疗效不确或“不复识用”的中药品种被逐渐淘汰;②中药品种的产地分布多有变迁;③中药的某些优质近缘品种取代了短缺或质劣品种;④某些中药由于基原和性效不同,产生品种分化,形成各自独立的药味;⑤某些道地品种“随时兴废”,“为上”、“为胜”的产地变迁不居;⑥品种日益繁多,不时出现品种变异和新的品种。对品种“详考其实”,辨明正品,始终是中药品种研究和应用的首要任务。

这些古代本草的经典论述,至今仍闪烁着真知灼见的光芒,有深刻的借鉴作用。它提示我们要用一种历史的、发展的、求实的眼光和态度,对待中药品种的兴废与变迁。现代的中药品种理论,应在继承此优良传统的基础上,谱写新的篇章。

6、论辨别伪品

东汉时《神农本草经》序录云:药有“真伪新陈”。这是药物辨伪的最早论述,说明假药、赝品自古即有。

梁代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序录云:“众医都不识药,唯听市人,市人又不辨究,皆委采送之家。采送之家,传习造作,真伪好恶莫测,所以有钟乳醋煮令白,细辛水渍使直,黄耆蜜蒸为甜,当归酒洒取润,螵蛸胶着桑枝,蜈蚣朱足令赤……诸有此等例,巧伪百端,皆非事实,虽复鉴检,初不能觉。”陶氏此段论述,不仅指出了中药作伪由来已久,作伪手段花样百出,而且指出了作伪何以形成和难察的原因。

宋代苏颂《本草图经》序云:“五方物产,风气异宜,名类既多,赝伪难别。以虺床为蘼芜,以荠苨乱人参,古人犹且患之,况今医师所用,皆出于市贾,市贾所得,盖出之山野之人,随时采获,无复究其所从来。以此为疗,欲其中病,不亦远手?”该书用写生药图解说药物,辨证药物基原,并记载了不少民间药材真伪鉴别经验,辨药与用药并重,对中药本草考证有极大价值。

明代陈嘉谟《本草蒙筌》有“贸易辨假真”专论,略云:“医药贸易,多在市家。辨认未精,差错难免。谚云:卖药者两双眼,用药者一双眼,服药者全无眼,非虚语也。许多欺罔……巧诈百般。明者竟叱其非,庸下甘受其侮。本资却病,反致杀人。”指出“卖药者两双眼”,其中就可能有一双“巧诈”的“势利眼”,不可不察。并指出假药不仅不能治病,反而可能害人。

明代李中立《本草原始》本着“核其名实,考其性味,辨其形容,定其施治”的宗旨,用形象的药材图,详论易混淆的中药材品种,对比辨别真伪。指出有些不同品种的药材,如沙参、桔梗、荠苨“市者彼此充代,深为可恨”。又揭示许多以伪充真的恶劣手段,如云“近有无耻小人,以制过半夏削成两瓣,内入须心,合为一颗,仿佛西贝形以欺人,深为可恨”。对制造假药、以伪充真者之深刻谴责,溢于言表。

明代贾所学《药品化义》一书中有“药有真伪论”,强调医者应重视道地药材并辨别药材真伪,不为市肆以假充真所欺。李延昰为该书写的序中谈到庸医有“三不知”,即不知脉,不知病,不知药,并指出“三不知之害,以不知药为尤甚也”,强调了识药的极端重要性。

清代吴仪洛《本草从新》凡例云:“凡假药不可不辨,如花草子,伪沙苑蒺藜;香栾,伪枳实、枳壳之类,始则以伪乱真,渐至真者绝少。数百年来从无一人起而指摘之者。此类甚多,兹集俱正其误。”指出有些药以伪乱真,谬种流传,甚至相沿习以为常,无人识破,无人指摘,可见辨伪纠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从古代辨伪的文献论述可以看出,伪药、赝品由来已久,是一种历史现象,可以说药物的出现,即同时伴随着伪药的出现。作伪者“巧诈百般”,伪品呈现出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迷人色彩,不提高辨伪能力,没有“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鉴别慧眼,往往受其欺罔而不自觉。同时也揭示出,辨伪、打假是中医药战线上一项长期的任务,必须坚持不懈地进行下去,使假药、赝品无藏身之地。

文稿参考:万德光.中药品种品质与药效[M]..上海.上海科学出版社

整理审核:杨文宇

排版:陈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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